未来5年内，VOCs治理行至哪一步？

2020年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。

随着末端治理减排潜力逐渐收窄，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该怎么继续打？“在‘十三五’后期及‘十四五’时期，大气污染治理将从PM2.5防治为主逐步转变为PM2.5与臭氧协同控制。”叶院长开宗明义道。

要转变发展方式，着力攻克VOCs治理难题。VOCs治理包括源头减量、中间控制和末端治理。叶院长强调，要建立健全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，排放总量下降25%以上。协同控制氮氧化物排放，实施差异化、精细化、动态化治理，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，才能挖掘更多减排潜力。

这样的论断，源于通过叶院长梳理2019年337个城市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数据发现，监管蓝天保卫战已挺进攻坚克难节点，但臭氧仍呈现出抬头趋势。

VOCs治理可谓“起了个大早、赶了个晚集”。2010年，叶院长将之认定为VOCs污染防治工作起点。在此之后，VOCs频频亮相于大气污染防治顶层设计：

2012年强化全面开展重点区域NMVOCs控制；2013年，《大气污染行动计划》则明确推进VOCs污染治理。

《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》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》《“十三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《2019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点》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》均明确加快推进VOCs综合治理，尤其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区域则进一步细化了治理重点目标。

迄今，我国已基本形成由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划及标准规范构成的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。

多重困境下寻找破局新法

但事实上，VOCs治理面临的难题还不仅于此。强度大、浓度高及污染物种类繁多，这是业界对于VOCs排放的普遍看法。尤其在非正常工况排放情况下，源于石化、化工、工业涂装、包装印刷、油品储运销等多个领域VOCs还具备无规则、波动性大的特点。

VOCs污染物的来源主要有工业固定排放源、机动车尾气排放源和日常生活排放源等3大方面。

工业固定源作为主要排放源，约占总排放量的50~55%。而不同行业VOCs排放的环境、排放物质特征及治理技术都不尽相同。2016年新修订的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首次将VOCs纳入监管范围。从“十二五”时期开始，我国就将VOCs列入重点管控的污染物。

但相关法规2015年才推出，滞后于治理需求。从地方层面来看，缺乏地方性立法规范，导致部分地区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不能得心应手。

此外在环保税的征收范围，目前仅苯、甲苯、甲醛、酚类等部分VOCs被列入征税范围。

由于空气环境的特殊性，目前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启用的环境经济政策数量较少，如排污权交易，绿色信贷目前较多的仍处于试点阶段，而应用在VOCs防治领域的政策更加稀缺。

目前空气质量标准对于管控VOCs特征物种少、管控力度小且对于光化学活性强的VOCs未纳入管控范围。

部分行业排放标准尚未出台，物种活性未纳入标准体系，控制思路仍以“有组织排放限值”为主，“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”以措施性要求为主，部分要求实际执法过程中难以判定。

也正基于此，叶院长建议就“十四五”时期VOCs治理而言，将着重围绕健全管理体系、深化综合治理、实施总量控制三大任务。

因为，不管技术路径、应用模式怎样变，VOCs治理为达到各方面内外均衡的同步优化，除了宏观政策强化外，治理思路方式也需及时聚焦行业变革，从而激发VOCs治理的新动能。